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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真實的西安事變未解之謎 西安事變真正原因簡介

          綜合慶陽政法

          新城指揮部或張公館都有自備發電機,所以根本就不受斷電的影響。此外,劉鼎作為西安與保安的重要聯系人,豈能在最關鍵的時刻長時間地脫離崗位。因此,劉鼎第一次回憶的真實性要高于第二次。

          三、西安事變中神秘的地下聯絡處究竟起什么作用

          劉鼎成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的聯絡員后,就開始著手購買汽車,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線。隨著大批重要干部秘密進入西安和眾多秘密電臺的相繼建立,西安地下黨的統一指揮已迫在眉睫。9月,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。于是地下聯絡處隨之建立,成為西安地下黨的指揮部,也是周恩來到西安后的首選落腳點。

          地下聯絡處首先解決西安與保安的電臺聯絡問題。由于當時劉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電臺功率都不夠大,在收報時因為保安電臺的功率大而不成問題,但在向保安發報時就經常受到天氣或其他因素的干擾,致使電訊時常中斷或模糊不清。為了建立高質量的直達通訊,聯絡處的地下室新建了一臺配備燃油發電機的100瓦大功率電臺,作為地下指揮部的中樞電臺。保安派了曾三、林青、申仲仁等報務人員,來加強那里的收發報工作。當時劉鼎的電臺只有一個報務員,葉劍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電臺,也只有一個報務員。但地下聯絡處卻要配備三名報務員,正好說明這部大電臺不僅工作量巨大,而且還是全天候工作的,從而保證了西安與保安雙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況下都快速暢通,難怪張國燾在回憶西安事變發生時說:“西安的電報如雪片飛來。”

          王又凱在《父親汪鋒西安事變前的一次秘密使命》一文中說:“1936年8月,父親和葉劍英、彭雪楓、邊章伍、潘漢年、吳自立、劉鼎、劉克東等8人化裝成南京大員,又回到西安。葉帥率領其他同志去做東北軍的工作,我父親率劉克東在楊虎城部隊的閻揆要團團部設立了電臺,直接和中央聯絡,先后受葉劍英和周恩來的指揮,在西安經歷了西安事變的全過程。”可見事變發生時,西安地下黨的眾多秘密電臺決不是各自為戰,而是受地下聯絡處的統一指揮。

          從西安地下黨當時已經建立的指揮系統看,發生“兵諫”這樣的大事,作為指揮權限與責職,最早向保安通報事變發生的應該是西安指揮臺。但這也只是一個推斷,最終揭開謎團,還有待于新材料的發現。從西安地下黨完善的情報系統、優良的通訊設備和大批情報骨干云集西安的情況看,那種認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變真相,要到13日才了解事變詳情的觀點應該是站不住腳的。

          四、西安事變當天,與事變休戚相關的保安究竟有沒有開會

          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,保安的反應有些異乎尋常。

          西安事變是一場軒然大波。當時中國甚至世界的各個主要政治中心都忙著開會商討對策,唯獨與事變休戚相關的保安,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,無論是《毛澤**東年譜》還是《周恩來年譜》,在這樣重要的一整天,竟然沒有記載任何會議。保安的會議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開,這種情況既不合邏輯,更不合黨的傳統。如果說對情況不了解,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。如果說等蘇聯指示,那13日上午也無法開會。

          但有資料顯示保安當天召開了重要會議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《毛澤**東大系》說:“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澤**東住處進行了研究討論。毛澤**東說:‘這件事,我們應該站在后面,讓張、楊去打頭陣。’后來,張聞天、秦邦憲、王稼祥等人提議,給共產國際去電。于是,毛澤**東親自起草電文發往莫斯科,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,指出這一事件是根據張學良、楊虎城和共*產*黨‘三位一體’達成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,請國際從速指示。同時,毛澤**東還親自起草了給張、楊兩將軍的文電,對他們進行贊揚。”但該書沒有提到周恩來。

          另據中共**黨史出版社的《中國共*產*黨創業三十年》記載:“12月12日,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,討論西安事變。”還說會議“決定由中革軍委將蔣被扣一事通知各軍團,令各軍團加緊準備,待命行動。”

          《文獻和研究》1986年第6期刊登了發報日期為1936年12月12日的《軍委主席團電》,內容共兩條:通報西安事變的詳情;令各部準備待命。

          再據《西安事變新探》一書認為:保安接到張學良的文寅電,“他們立刻就作出了反應,一面于中午12時將張學良的來電照轉共產國際書記處,一面迅速提出應當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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